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张立表示，2006年“医患关系紧张”已经逐步上升为“暴力行为”。1月21日，广州市医卫组政协委员们数落了这些“暴力行为”的严重性。就此，广州市副市长李卓彬提出，医疗卫生应尽快立法，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医生和患者（1月22日《新快报》）。
　　尽管李副市长提议的初衷是好的，但恕笔者直言，这并不一定能缓解当下恶劣的医患关系。首先，法如何立？其次，立出来的法操作性强吗？再次，如何使法律保护好医生和患者的利益……这些问题仍非常棘手并难以回答。
　　立法不是万能的。如果现行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再额外去立一部法，则势必造成“立法浪费”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在解决医患关系一事上，我国不是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（比如已有的《医疗事故处理办法》等等），而是缺乏解决问题的良好途径，缺乏独立的、高效率的“仲裁机构”。以现有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为例，他们理应对医患纠纷存在的问题作出公平处理，但由于辖区内绝大多数医院直接由这些部门掌管，血浓于水，他们站在同一条船上，利益得失彼此息息相关。这使得他们在处理医疗纠纷时既是裁判员还是运动员，即便有良好的法律摆在面前，他们也难以作出合理公平的处理。
　　因此，笔者以为，与其通过立法来解决“医闹”等问题，还不如在医患双方间建起一条“缓冲带”——独立于卫生主管部门的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。有矛盾去请人说和，这是老百姓遇到纠纷最常见的解决办法。那么，如果各个省市都设立一个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，将人民调解引入医疗纠纷解决中，为医患双方提供一个沟通、协商的平台，一旦发生医疗纠纷，医患双方就可向“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”提出申请。受理申请立案后，就可由专家进行医学技术评估和法律服务，之后再由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，岂不更好？
　　按照法律规定，人民调解员全部是从普通市民中挑选出来的。只要具备大专以上学历，经过司法部门的专门培训，就有资格成为调解员。当然，各大高校的一些医学专家、教授若能积极参与，就更好。医疗机构或患者对调解员的选择也应有充分的自由——既可以接受医调会指定的调解员，也可以任意选择自己信任的调解员。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虽然是一个有关医疗的群体性组织，其工作的开展却不能受制于卫生主管部门，而应在司法部门的批准下进行，并得到司法部门的指导。这样做的好处在于，避免卫生主管部门强行插手，导致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开展工作时畏首畏尾。不仅如此，调解处理应该基于自愿，双方一旦达成协议，就具有合同的效力，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。但如果希望协议能够具有强制执行力，则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确认。不愿调解或者认为调解处理有失公正的，可以随时通过行政程序或者诉讼程序解决。
　　当然，要从根源上消除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，还必须从医疗、监督、管理等体制入手，要让老百姓看得起病，吃得起药！